这十多年，有两个词和一个字颇为流行，舶来语通常指来自国外，但这些词和字却是来自香港和台湾，因此我在这个词上加了引号。
第一个是从香港人那里学会叫丈夫为“老公”。
大陆人最初知道这个词是在香港电视剧里。改革开放之初，大陆的电视剧很少，即便有，也多表露出“文革”的痕迹，剧里的人物说话十分做作，于是活泼轻松或情节紧张的香港电视剧变成为大陆人最喜欢看的电视节目。香港已婚女人习惯把自己的丈夫叫老公，大陆人也便跟着叫了起来。
但“老公”这个词却不是香港人发明的，应当说是香港人对历史的一种传承。如《京本通俗小说·错斩崔宁》中有一段话：“你在京中娶了一箇小老婆，我在家中也嫁了箇小老公。”元杨显之《酷寒亭》第三折：“我老公不在家，我和你永远做夫妻，可不受用。”《水浒传》第五回：“那大王叫一声：‘做什么便打老公？’鲁智深喝道：‘教你认得老婆！’”《西游记》第三五回：“这样个寳贝，也怕老公，雌见了雄，就不敢装了。”
据说有这样一个故事。唐朝时，有一位名叫麦爱新的读书人，他考中功名后，觉得自己的妻子年老色衰，便产生了嫌弃老妻，再纳新欢的想法。于是，写了一副上联放在案头：“荷败莲残，落叶归根成老藕。”恰巧，对联被他的妻子看到了。妻子从联意中觉察到丈夫有了弃老纳新的念头，便提笔续写了下联：“禾黄稻熟，吹糠见米现新粮。”以“禾稻”对“荷莲”，以“新粮”对“老藕”，不仅对得十分工整贴切，新颖通俗，而且，“新粮”与“新娘”谐音。麦爱新读了妻子的下联，被妻子的才思敏捷和拳拳爱心所打动，便放弃了弃旧纳新的念头。妻子见丈夫回心转意，不忘旧情，乃挥笔写道：“老公十分公道。”麦爱新也挥笔续写了下联：“老婆一片婆心。”这个故事很快流传开来，从此，汉语中就有了“老公”和“老婆”这两个词，民间也有了夫妻间互称“老公”和“老婆”的习俗。
第二是从台湾人那里学会说“考量”。
大陆人说“考量”，也是最近十几年的事。但大陆平头百姓很少说这个词，开始仅限于电视评论员或能登电视这个大雅之堂的那些人。以前那些年，从来没有听说大陆人用考量这个词。中央电视四台有一个“海峡两岸”节目，经常请台湾的评论员来评论时事，台湾人习惯用这个词，于是大陆有些人也学着这样说了起来。
但“考量”这个词也不是台湾人发明的，应当说也是台湾人对历史的一种继承，因为这个词历史上早就有了。“考量”是考查衡量、考虑商量的意思。本意是对一件事情反复斟酌，反复的推敲不断的考虑，一般用于书面语，但台湾人口语中也经常用到。
其实历史上有很多使用“考量”的《后汉书·邓训传》：“拜训谒者，使监领其事。训考量隐括，知大功难立，具以上言。”《朱子语类》卷二五：“就他这宽、敬、哀中，去考量他所行之是否；若不宽、不敬、不哀，则纵有其他是处，皆不在论量之限矣。”茅盾在《色盲》中说：“林白霜毫不经意地回答。另一件事在他心上考量。”还有像李大钊《国民之薪胆》：“我国政府犹声称未经承认之条款，尚可再加考量，而日本雷厉风行之最后通牒，已于五月六日电寄北京矣。”
考量这个词语是台湾人的习惯用语，现在相当于大陆人常用的“考虑”。
第三个是“有”。
这个字本来大陆人每天几乎都要说的，所以在这里提出来，是因为一些大陆艺人别别扭扭地“学会”了另一种表达方式。
这种听上去别扭、说的人却觉得很入时的方式，最初是大陆某些歌手从初到大陆发展的港台人学来的，说起这事，还真有点“邯郸学步”的味道，弄得有些大陆人最后连怎么说中国话都搞不清了。
刚来大陆的港台艺人，常常要接受采访，但他们讲不好普通话，因此讲起来难免断断续续，有时不得不反复使用某个熟悉的字来力图连接顺畅一些，于是在一些语句前常常使用“有”这个字。比如，她想说“我会陪妈妈逛商店的。”由于不太清楚普通话的表达习惯，常常说成“我有陪妈妈逛商店的啦。但大陆人你就不应该这样说了，你这样说，就有点染了黄头发就以为自己不是中国人的味道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