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为建教授（左三）与同事合影
（本文全部照片由中山大学谭昆智老师提供）
启蒙与奠基廖为建的公共关系教育实践与理论研究广东是中国现代公共关系教育和研究的肇基之地。当中国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重启现代化议程、伸开双臂拥抱世界的时候，广州、深圳、珠海等城市就处在手掌心上。那是一个中国与西方、传统与现实彼此映照、激荡的大时代，思想解放、改革开放和知识界的新启蒙运动大抵确定了随后三十余年中国社会发展的主题和调性。作为改革开放的最前沿，广东一直扮演着试验田、风向标角色，很多新事物、新思潮皆由从广东转运至内地，进而普泛地生根发芽。公共关系的引进和传播，便是其中之一。中山大学廖为建教授（—）是中国现代公关教育和理论的重要启蒙者和奠基人。在20世纪80年代，廖为建是最具影响力的公关概念引进者、观念启蒙者、公关教育实践的引领者之一；在90年代，他参与推动了中国本土公关理论体系建设、中国公关专业市场培育，创建了国内最早的公关本科专业；在新世纪开元十年，他致力于中外公关理论对话，促进“卓越公关理论”在中国情境——尤其是政府公关和危机公关中的转渡与创新，并在行业协会建设、公关人才培养等方面做出了卓越贡献。一观念启蒙“人生道路有很多路口，从每一个路口进去都会发现一个新世界。我就进了与公共关系相伴的那个路口。”中国人民大学公共传播研究公共关系口述史——廖为建访谈年下半年，深圳大学成立了大众传播系，在系主任钟文的主持下，该系设置了国内第一家大专层次的公关专业。当年7月，廖为建在广州组织了一个跨学科的“中山大学公共关系研究会”。研究会在校内开展公关学术交流，在校外则依托广州青年经济研究协会等平台举办公关培训班。年1月，中大公共关系研究会、广州青年经济研究协会、广州财贸管理干部学院共同发起成立了国内最早一家公关俱乐部。同年，中大正式开设公关课程，并开办了大专层次的公关教育。年初，廖为建、李江涛在《广州研究》杂志发表了《企业公共关系的现状和展望》一文，提出“公共关系是商品经济高度发展的产物。它顺应了现代经济社会民主化、都市化、信息化的趋势，是社会管理、行政管理和企业管理中一项专门的职业和艺术，是一门综合性的社会科学。”(廖为建、李江涛:)这篇文章响应了当时的经济改革大势——计划体制初步“解冻”，商品经济得到承认，企业获得了法人地位和一定的自主权。两年前，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宣告企业由政府的附庸转变为“相对独立的经济实体，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社会主义商品生产者”。这就为公共关系的发展创造了一些必要条件，企业不得不积极、自主地建立和维系客户关系、媒体关系、同业关系、政府关系和社区关系。受此鼓舞，《经济日报》在年12月26日发表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明安香采写的通讯《如虎添翼——记广州白云山制药厂的公共关系工作》，并配发了社论《认真研究社会主义公共关系》。在公关界，该文被认为是中国现代公关诞生的标志之一。继《经济日报》发表社论后，《光明日报》、《北京日报》、《广州日报》、《文汇报》等30余家重要媒体对“作为新兴事物的公共关系”展开了持续报道或评论，堪称一时之盛。及至年，经济改革和政治、文化上的新启蒙运动皆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热度，整个社会沉浸在一种热烈、赤诚、浪漫和未免激进的改革氛围之中。美学热、尼采热、萨特热、弗洛依德热、价值哲学热纷纭而至，包括公共关系在内的一些社会科学也热了起来。从这一年起，刚从西方和港台引进不久的公关竟在中国大陆掀起了一股带有全民性质的热潮。据复旦大学居延安、厦门大学纪华强回忆，当时的公关讲座经常“人满为患”，“窗台上都挤满了人”，甚至需要警察维持秩序。（中国人民大学公共传播研究公共关系口述史—居延安、纪华强访谈）除了经济改革的催发，“全民公关热”的形成亦有其社会心理因素。以当时情境论，公共关系一词的“关系”二字，在个体层面往往被切近地理解为沟通、交际、交朋友。人们渴望打破文革中畸形的人际和社会关系，挣脱传统的家庭和单位关系的束缚，与“理解万岁”者相遇、交流和开创新生活。同时，“公共”和“公共性”之类的概念很容易唤起人们对民主政治、市场经济和公民社会的想象。而现代性转型和现代化建设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正是改变“定于一尊”的权力格局和社会结构，转向培育公共性和构筑公共空间。
社会学家费孝通在80年代的一次公关培训班上提出，改革开放和建设现代社会，意味着要培育、拓展公共性的社会关系，而不再依靠“熟人关系”运转社会系统。（费孝通，:2-5）
年12月——比国内第一本公关理论著作（明安香等人编著的《塑造形象的艺术：公共关系学概论》）晚一个月，王乐夫、廖为建、郭巍青、刘悦伦和李江涛合著的《公共关系学》出版。
这本书后来获得中宣部、国家新闻出版署评选的全国优秀政治理论读物一等奖。当时广东拿到了两个一等奖，另一本获奖作品是于右军的《社会主义四百年》。自80年代以来，明安香等人的《塑造形象的艺术：公共关系学概论》、廖为建等人的《公共关系学》（后改编为《公共关系简明教程》）、熊源伟的《公共关系学》、居延安等人的《公共关系学导论》（后改编为《公共关系学》）皆数次重印或再版，发达量都达到数十万册，影响延续至今。
在《公共关系学》一书中，廖为建等人除了介绍源自西方的公关基础知识体系外，还专辟一章解释和解决一个“中国特色”问题——区隔公共关系与庸俗关系。“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我们着力区别公共关系与喝酒、跳舞、请客、送礼等庸俗关系。因为在培训时，很多企业就提到，拉关系、喝酒之类的算不算公共关系。……公关追求组织机构与社会公众相一致的利益，在不损害公共利益的基础上谋求组织的发展，而庸俗关系则损公肥私，谋取个人或小集团的私利；公关光明正大地运用一切公开、合法和符合社会道德准则的手段，为组织机构的发展创造良好环境和社会舆论，庸俗关系则偷偷摸摸地通过不正当的方式和途径，为满足个人或小集团的私利服务，是地地道道的后门关系学。”中国人民大学公共传播研究公共关系口述史——廖为建访谈年3月，王乐夫、廖为建在《中山大学学报》发表文章《“公共关系”范畴归属之管见》，阐释了西方现代公关的哲学基础和道德准则——“开明的自利”。他们引用“一位西方学者”的话说：“公共关系学的应用，使资本主义‘自私的’企业，改变为‘开明的自私的’企业，在一定程度上协调了过去全然不可克服的企业与社会之间的尖锐矛盾。”（王乐夫、廖为建，）二人在文章中强调，公关原则就是一种竞争的道德：自己要发展，也要让别人发展；企业要盈利，但不能损害公众利益。王乐夫、廖为建所指称的、倡导开明自利（enlightenedself-interest）原则的“一位西方学者”，应该（二人并未指明）就是公关之父艾维·李（IvyLee）。艾维·李认为，凡有利于公众的才有利于组织。他在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使用了开明自利这一术语。（公司）就像个人一样，为公众做得越多，越是利用机会为公众服务，公众也就越会回报公司。公司给雇员的待遇越好，雇员就越是忠诚和有效率。如是“协同与激励”政策，不过是对常识的一种拓展罢了。——Hiebert（:93）值得一提的是，廖为建是80年代公开将公共关系与民主政治联系在一起的少数学者之一。“我个人始终认为，公关的发展状况是一个社会经济发达程度、文明程度、民主程度的重要标志。”中国人民大学公共传播研究公共关系口述史——廖为建访谈当时，第一代公关学者大多“集体有意识”地将公关论题“收缩”至企业和经济领域，而讳言政治公关。在改革开放和思想启蒙的大潮下，他们不可能看不到西方公关在民主政治运行中发挥的作用——说服而非压服民众。但是，在“后革命”和“前市场”的80年代，自上而下的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反“精神污染”运动依然凌厉而强势。作为公关学科的“母体”，传播学一度因其“资产阶级学说”属性而遭到批判。在此背景下，学界讳言政治公关便是情有可缘的了。而当中国公关于开基立业之初，就“避开”了政治，也就错过了深度参与改革进程、实质性介入主流话语的机会。倘若在重大公共决策、标志性历史事件和社会工程中始终缺少直接、显著的贡献，公关必然陷入核心价值模糊、历史合法性不足的困境。——胡百精（）二传播管理年9月25—29日，第二届全国省市公关组织联席会议在西安召开。在会议上，廖为建和深圳大学余明阳就公共关系的本质究竟是“传播管理”还是“形象塑造”激烈争论了一个多小时。（余明阳，:）余明阳是“形象说”的代表人物，他的支持者还有社科院明安香、深圳大学熊源伟等；廖为建是“传播说”的引领者，持相近观点的还有纪华强、居延安等。此外，当时流行的第三种看法是“关系说”，即认为公关本质上是一种“关系协调”。事实上，公关界在80年代的学术争鸣并不激烈和繁复。同彼时的新启蒙知识分子一样，公关界也具有“态度上的同一性”。华东师范大学许纪霖认为，80年代的新启蒙运动乃是一批知识分子由于态度一致、价值认同而发起的一场思想运动。这种态度上的同一性，使共同的话语和行动成为可能（许纪霖、罗岗，:4）。许纪霖的说法大抵也适用于80年代的公关界：开创一个新学科、新事业的理想、激情和野心——态度上的同一性，将一批知识分子聚集、黏合为一个公关共同体。廖为建是这个共同体的重要成员和代表者之一。公关共同体围绕公关核心概念的争论，既是中国公关从引进到建设之学术和学科逻辑铺展的必然结果，也是对—年间公关界形象、道德与合法性危机的直接回应。“全民公关热”在年达到高潮。年初，《当代》杂志发表了一篇4万多字的报告文学《迷人的光环》，记述了“席卷神州大地的公关热”。文章提到，当时报纸上充斥着各种公关培训班、函授、比赛的广告，报名响应者“来源的广泛性几乎超过了以往任何一门科学知识或艺术技巧的普及活动，从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普通市民，到各领域各层（级）管理人员和领导干部，还有被社会上普遍认为最不肯学习、最不需要学习的个体户……猝不及防的公关热。”（杨林林、柳明淑,）“公关热”很快就出现了脱轨和变异，各种“公关小姐”大赛火热登场，“小姐”与“公关”开始在社会想象中捆绑一体。而当年10月播出的电视连续剧《公关小姐》则固化了如是想象。从内容上看，这部后来获得飞天奖的电视剧并未直接污名化公关，却“意外”地凝结了对公关的负面集体记忆。剧中呈现的美丽的公关小姐在豪华酒店与权贵富贾的交际周旋令人印象深刻，“公关即接待、交际、礼仪、搞关系、美女加美酒”成为人们自然、朴素乃至粗鄙的想象。除了外在的形象危机，新兴的中国公关业的道德状况更是堪忧。请客、送礼、走后门等“庸俗关系”横行，寻租媒体权力的“有偿新闻”现象滋生、蔓延。不仅如此，年的特殊政治事件使作为西方“舶来品”的公关遭遇了严重的身份认同和政治合法性危机。及至下半年，公关姓“资”还是姓“社”已然成为一个“令人心里打鼓”、“必须问一问”的大是大非问题。(《公共关系报》，年10月30日)当年10月，时任《浙江日报》副总编辑、《公共关系报》主编童炽昌发表文章追问，鉴于中国公关的形象、道德和政治信任危机，“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公关还有没有存在的必要？公关还有没有用？公关还搞不搞得下去？总而言之一句话：中国公关还有没有前途？”(童炽昌，)这就颇有“红旗到底还能打多久”的味道了。也正是在此背景下，廖为建、余明阳等人在第二届全国公关组织联席会议上发起了有关公关本质的争论，他们试图正本清源，以为公关正名、重构公关合法性。年春，邓小平南方谈话开启了一个新时代。当年10月，中共十四大正式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公关界立即做出响应，当时的“两报一刊”——《公共关系报》、《公共关系导报》、《公共关系》杂志一同欢呼“中国公关的春天”。《公共关系报》在社论中提出，“犹如一声春雷，我们听到了中国新一轮改革的澎湃之声。”社论认为，新一轮改革将使公关事业“枊暗花明”，中国“必将在更大范畴、更高层次上需要公共关系。”（《公共关系报》，年10月30日）当年11月，第五届全国公关组织联席会议宣告“迎接中国大地涌动的第二轮公关潮”。自年起，公关界掀起了包括“点子热”、“谋略热”、“CI热”在内的策划热，第二轮公关潮全面兴起。年9月，第七届全国公关组织联席会议提出将每年九月的第三个星期日定为“全国公关日”。设置“全国日”虽非公关业首创，却也不并不多见，公关界其时对于事业繁荣的乐观情绪可见一斑。面对“第二轮公关潮”，公关共同体致力于深入推进两项工作：中国本土公关理论建设和专业公关市场培育。在这两项工作中，廖为建皆是先锋分子。理论建设仍然是从公关核心概念与基本范畴的争论起步的。年11月，《公共关系报》发起了一场“关于公共关系学核心概念的讨论”。在讨论中，廖为建和余明阳各自重申了“传播管理”和“形象塑造”观点，上海城建学院副教授沈志屏提出了“参与说”，安徽人民出版社李道平主张“协调说”，国际关系学院郭惠民则介绍了海外研究的情况，建议“换一种视角看一看”。廖为建提出三个设问，阐释了他一贯主张的“公关即传播管理”的观点：公共关系是一种什么性质的关系？公关是一种社会关系，是组织全部社会关系中的公众关系，是组织与公众藉由沟通（传播）维持的社会关系；公共关系是一种什么性质的职能？与组织的生产管理、财务管理、人事管理、销售管理等职能不同，公关是对组织沟通行为的管理，致力于“公众舆论的了解、理解和支持”，以优化组织生存环境，塑造良好组织形象；公共关系是一门什么性质的学科？公关是传播学和管理学两大学科综合的产物，“管理学科加传播学科，就是公共关系学这门边缘学科的学科归属。”抛开学理不谈，廖为建的底气还来自于当年9月国家教委批准中山大学设立了国内第一个公关本科专业。在专业申报书中，廖为建写下的第一句话便是：“公共关系学专业专门培养行政管理和经营管理中的传播沟通人才。”（《公共关系报》，年10月30日）余明阳强调“组织形象是唯一符合所有条件的公关核心概念”，公关史就是一部组织形象塑造由自发向自觉、由无奈向主动、由单一向全面发展的历史；沈志屏认为，“二战”之前的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