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7日下午，兩岸領導人習近平、馬英九在新加坡香格里拉大酒店會面。（中新社圖片）
11月7日，習近平和馬英九在新加坡進行了自年以來的首次台灣海峽兩岸領導人會面。堅持“九二共識”是加強兩岸溝通與合作、深化兩岸關係的重要政治基礎。“習馬會”對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具有深遠價值意義。
這些年關於兩岸領導人會面的各種傳聞不絕於耳，但一直是“雷聲大，雨點小”。正當外界以為“習馬會”無望時，11月7日，習近平和馬英九在新加坡進行了年以來首次的台灣海峽兩岸領導人會面。
自重慶談判之後，大陸台灣70年恩怨，“習馬會”一朝破局。外界大部分輿論認為，這體現了新的中共領導班子在兩岸問題上的主導性，大刀闊斧地在面臨“重要節點”的兩岸關係上另辟蹊徑，並承受了相當的歷史擔當與責任。當然，對於這次歷史性的會面，大多的專家認為這是一個具有里程碑意義的事件，但因明年是台灣的大選年，兩岸關係仍然存在極大變數。
無論如何，這次會面仍然是一次公開的政治表達，對大陸方面來說，中共顯然希望通過這次的習馬會面，為未來台灣的政治領導人設下政治框框和最高領導人會面的機制。
有分析認為，“這主要是象徵性的，但也有實質意義，第一是高層溝通機制，第二是只要是政治體領導人平等談判，就等於承認了對方政治實體的地位。這樣起碼會對未來，比如蔡英文的大陸政策定一個調子，設下一個框框。”
“習馬會”得以實現，非常不易。年5月以來，兩岸關係實現重大轉折，從緊張動蕩走向緩和穩定，取得交流合作、協商談判的重要成果，呈現出和平發展的新局面。其間最具長遠影響的是，兩岸經濟、文化、社會聯繫達到60多年來最密切的水平，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理念深入人心。可見，“習馬會”是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重大成果和突破，彌足珍貴。
“習馬會”原因
上一次此類會晤發生在年，當時中共領導人毛澤東和國民黨領導人蔣介石會面以避免內戰的爆發。會晤未獲成功，4年後，蔣介石帶着國民黨避走台灣，後來台灣政權在美國的軍事支持下生存下來，並最終演變為亞洲四小龍之一。
海峽兩岸的第一次正式握手是年，也在新加坡，兩岸的元老級人物汪道涵和辜振甫啟動了這次破冰之旅。從那以後，兩岸的接觸就越來越多，越來越密切，特別是非政治的接觸。可是，兩岸的最高領導人從來沒有會面。而在這20多年裏，兩岸關係也在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大陸在改革開放政策的引導下，各方面的實力越來越強，現今世界，重大事務若沒有中國參與，是難以想像的。而台灣，最近20多年雖然也有發展，但是相對緩慢。現在台灣的經濟總量，已經趕不上大陸的某些經濟發達的省份了。而國民黨最近幾年來所受詬病比較多，選情告危，人民生活水平沒有改善提高，是其重要原因。
年“九合一大選”國民黨慘敗，台灣地區領導人馬英九不得不辭去黨主席。對大陸而言，與沒有黨職的馬英九會面，確實是一大政治難題。不管雙方怎麼稱呼，馬英九的身份和所代表的政治實體含義是客觀存在的。對國民黨而言，在選情極為被動、在台灣社會日益民粹化和“台獨”意識日益膨脹的情況下，如此“只稱呼先生”的務實安排同樣具有高風險。尤其是年馬英九在競選連任時已經公開表示絕不會在未來四年會見大陸領導人。
據有關人士分析，台灣內部政治是中共同意與馬英九會面的主要原因。更為密切的經濟往來與較為溫和的方式最有可能最終成功說服台灣接受類似於香港那種“一國兩制”安排的模式。
上海台灣研究所所長俞新天認為，從整個亞太地區來看，美國重返亞太，東海和南海爭端問題等都是地區不穩定的因素。因此，在這樣的背景下，兩岸良好的關係將會對整個亞太地區的穩定發展作出巨大的貢獻。現在全球面臨各種挑戰，比如今年全球總體經濟情況來說並不是特別樂觀，而兩岸經濟的融合和發展有助於刺激全球經濟發展，為全球經濟注入新的動力。
如此，當前兩岸關係又再次處於重要節點，面臨兩條道路的選擇：一種選擇是堅持“九二共識”，繼續沿和平發展之路前行；另一種選擇是開倒車，回到“台獨”路上。回顧60多年兩岸關係發展歷程可見，不同的選擇會有不同結果。年5月民進黨首次執政後，宣揚“一中一台”，導致兩會協商中斷達9年之久，當時兩岸直航等問題遲遲無法解決，兩岸關係陷入低谷，影響台灣經濟發展。可見，兩岸關係和平發展不是無源之水，也不是無本之木，只有堅持體現“九二共識”，兩岸關係才可破浪前行、不會迷航；否則，兩岸關係難免偏離航向，風雨搖擺，甚至觸礁擱淺。
60多年，共產黨與國民黨的恩怨隨着歷史人物的逝去，隨着時間的沖刷，只剩下現實的分裂和秘檔裏的糾葛，但是並沒有被完全抹去和沖走，總會在某一個時刻同我們不期而遇，令我們感慨。哪一次向前推進，不是雙方各自妥協從而在歷史上邁出一步呢?
▲中外記者在新加坡香格里拉飯店內“擺開陣勢”等候採訪兩岸領導人習近平與馬英九會面。（中新社圖片）
“四個格局”將改變
“習馬會”跨越意識形態等障礙順利舉行，不僅在時機和地點選擇上贏得了“天時”和“地利”，而且取得了代表兩岸絕大多數中國人意願及世界和平發展方向的“人和”，符合歷史發展潮流，因而有利於中國、中華民族及整個世界。
在會談中，馬英九提出“鞏固九二共識、維持和平現狀”等五點主張，稍後習近平提出了四點意見。習馬兩人對話表述雖有差異，但內涵卻有相同。概括起來就是：1.雙方都堅持九二共識、一個中國和反對台獨原則。2.兩岸要和平交流與合作，不要衝突隔絕與敵對。3.兩岸還將持續深化各領域的合作與溝通。4.兩岸同屬中華民族，兩岸人民一家親，雙方都致力於民族復興、中華振興。
雙方都將堅持“九二共識”作為加強兩岸溝通與交流、深化兩岸關係的重要政治基礎，應當說這也正是“習馬會”能夠實現的前提。雖然“九二共識”的達成距今已有二十多年，但這是第一次在兩岸領導人之間互相確認，可見該共識在現在及未來都散發着巨大的活力，是兩岸關係穩定發展的重要基石。正如有評論所言，承認“一中”這個九二共識的核心框架，也是未來的“習蔡會”能夠成行的必然前提。對於極有可能贏得大選而上台的民進黨主席蔡英文來說，為今之計，應坦承地認識和把握兩岸關係發展的長遠趨勢，在兩岸問題上只能進步不能退步。
有觀點認為，習馬會將使兩岸格局產生變化。
首先，雙方確定的拓展經濟合作空間、互設貿易辦事機構、設置兩岸熱線、加強大陸與台灣基層民眾及青年的交流等各種具體措施和目標，將使兩岸的經貿聯繫進一步加強，經濟發展進入新階段;也將使兩岸同胞的“互信”和認同感進一步提升，為雙方進一步更好地合作打下基礎。
其次，從世界歷史來看，一個國家的兩個分裂地區走向統一，上策是採用和平方式，下策是訴諸武力。在這個時間節點，“習馬會”跨出了關鍵一步，兩岸統一大業格局將進一步形成。另外，習馬會強調中國人“血濃於水”不可分割的觀點，對“港獨”等分裂勢力的分裂理論也起到了遏制作用。
再次，在會面中，確認了台灣加入一帶一路、亞投行，這對今後台灣低迷的經濟發展起到提振的作用;提出了台灣同胞分享大陸發展機遇，為台灣年輕人的發展提供了廣闊的平台和空間，將緩解由於台灣經濟不景氣造成其年輕人出路有限的問題。
最後，美國戰略轉移之後，中國在東海和南海的國際環境惡化。對美國而言，台灣“保持現狀”一直是其制衡中國大陸的“棋子”。在這種情況下，台灣的重要性頓時上升。兩岸領導人以和平發展為主題的會面，可達一石三鳥功效。一是贏得國際關係上的道德制高點，有利於在全球的博弈。二是東海與南海都是兩岸面對的共同挑戰，雖然台灣早就聲明不會和大陸聯合行動，但習馬會自然令人產生豐富的聯想。三是民進黨雖然親美、親日，但在兩岸關係交流已到如此程度的情況下，要想逆行，特別是在配合美日方面，難度很高。國際戰略格局將有利於中華民族。
總之，“習馬會”跨越意識形態等障礙順利舉行，不僅在時機和地點選擇上贏得了“天時”和“地利”，而且取得了代表兩岸絕大多數中國人意願及世界和平發展方向的“人和”，符合歷史發展潮流，因而有利於中國、中華民族及整個世界。
▲飛翔兩岸的“白鷺”—廈航台灣分公司的海峽情緣。這是廈門航空台灣分公司經理陳揚華。“廈航從成立開始，就負有為兩岸‘三通’直航服務的歷史使命。”在位於台北市民生三段的廈門航空台灣分公司，經理陳揚華娓娓道來廈航的海峽情緣。（新華社圖片）
未來之路
“沒有任何力量能把我們分開。我們是……血濃於水的一家人。”這是習近平與馬英九握手之後說過的話。
兩岸分治已經66年，已經到了不能再拖的程度，和平統一是大多數中國人的最終目標。習馬會之後，世界關注的焦點將會是兩岸關係如何發展，以及最後以何種方式實現統一。
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所所長鄭永年在分析兩岸關係未來時，把問題分為三個層面，即短期、中期和長期。短期目標：危機處理。自20世紀90年代中期“台獨”力量主導台灣政治以來，危機一直不斷。遠的如年的台海導彈危機。導彈危機貌似由大陸引發，但根源則在於“台獨”力量製造的危機。大陸當時也缺乏如何應對這種由“台獨”力量引發的危機的經驗。年導彈危機之後，大陸在危機管理方面取得了很大的進步。當時對由陳水扁廢除“國統綱領”引發的危機的管理就相當有效。使其主導台灣的實際能力和影響力大幅下降。
但是，隨着國民黨領袖馬英九的任職即將到期，台灣年領導人選舉的開始，而民進黨主席蔡英文在民調中勝出，一直領先。但她始終避談“九二共識”，認為台灣經濟問題是由於大陸崛起帶來的衝擊，在經濟上向美“討好”，在軍事上欲與美結盟，對兩岸關係造成了極大的負面影響。因此，如何應付各種可能出現的危機形式，還是有關部門必須面對的要務。
中期目標：現狀管理。首先是中美關係和台灣島內主流政治力量的變遷。這裏先強調大陸的政策能夠如何影響台灣島內的政治走向。大陸《反分裂國家法》的出台有效地改變了過去大陸並不具有實質性的途徑來影響台灣當局的內政的被動局面。
另一個因素是經濟的區域化，或者說大陸和台灣兩個經濟體的高度整合。經濟的整合裏有兩個主要因素。一個是台商因素，他們中的不少人往往在執政黨和反對黨兩邊都“押寶”，這種複雜情況以後還會存在下去。
而另一個更重要的是普通台灣人民，尤其是南部農民。經濟的整合有可能使得大陸直接地影響台灣農民的利益。近年來，通過和台灣反對黨的互動，大陸直接向台灣開放農產品市場。一旦當台南農民體味到進入大陸農業市場的好處後，民進黨就很難再抵抗下去，從而間接地影響他們的投票意向。有了這些可以影響島內政治動態的途徑，台海局勢的穩定就有個基本的保障。
長期目標：追求統一。要追求這個目標，就不得不把台灣問題置於國際關係之中。不管意願與否，台灣問題已經被高度國際化，並且這種國際化已經相當制度化了，要改變它並不容易。中國能做什麼來改變現狀呢?
最主要的是要繼續和平發展的國際戰略。中國既定的國際戰略是和平發展或者和平崛起。這一戰略在保障中國內部發展的外部環境的同時提高了中國的外在影響力。但這一戰略的實施並非沒有阻力。尤其是近年，中國開始“走出去”的時候，在外面遇到了很大的阻力。不過，在西方世界，中國的經濟主義路線遇到阻力。但在台灣問題上，經濟主義路線一直在發生正面作用，台灣經濟不可能離開大陸市場而健康發展。只要兩岸的經濟進一步整合，就可以為未來解決台灣問題提供一個基礎。實際上，未來解決台灣問題的方法也可以在經濟整合中尋找。
鄭永年的理解是，大陸對台灣只追求主權上的“統一”，而非行政上的統一。而經濟上的整合對主權整合意義非凡。“深經濟、淺政治”可能是未來解決台灣問題的特徵。“深經濟”表明經濟的一體化，而“淺政治”表明大陸和台灣的主權共享和治權的分享，即大陸和台灣同屬“一個中國”，而台灣則享有高度的自治權。一個甲子早已過去，另一個甲子已經過去6年。時光荏苒，是非功過，公民苦樂，盡在眼前。面對華人世界最著名的兩個政黨，既是同根生，豈能止於不相煎。雙方除了拿出政治智慧，相逢而笑，遏制台獨、維護兩岸和平，還應切切實實以民族為念，以蒼生為念，擇其善者而從之。
本篇選自年11月16日出版的第23期香港經濟導報，閱讀更多精彩內容，歡迎訂閱經濟導報雙週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