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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不清何时与《红楼梦》结缘。只记得,在大学期间的文学史课堂上,在报考硕士、博士研究生的准备过程中,在年硕士毕业留校至今的教学工作中,《红楼梦》均是重中之重。印象深刻的是,大学期间的“元明清文学史”课程结业考试有“崔张、杜柳、宝黛爱情比较”这样一道考题,当时的任课老师黄仁生先生给了我这道题以及这门课满分的成绩,这也是我日后硕士、博士阶段均选择以元明清文学为研究方向的重要机缘之一。撰写有关《红楼梦》的论文,始于年博士生二年级中期考核之时。按相关规定,博士生学习期间需通过“综合考试”方能继续下一阶段的学习,俗称“中期考核”。我提交的中期考核论文题目为《试论宝黛爱情的哲学心理学内涵》,考核专家组成员除导师周先慎先生之外,还有北大中文系周强、陈熙中、马振方、张鸣、刘勇强等诸位先生。论文整体上得到肯定并顺利通过了考核,但是,老师们从选题意义、观点表达以及遣词造句等各个方面都提出了恰切的批评和指导意见。我的硕士导师黄钧先生早年毕业于北大中文系,指导学生向以严格著称。博士期间老师们的严格要求和悉心指导,让我更深刻地体会到了北大校训中“严谨”一词的内涵。这篇中期考核论文的主体部分后来分成三部分在学术期刊公开发表。其中,第一部分《贾宝玉性格的心理学阐释》经陈熙中先生推荐,刊于《红楼梦学刊》年第2期“研究生论坛”,这是我公开发表的第一篇红学论文;另外两部分分别以“《红楼梦》对‘爱的起源’的探索”“从‘爱的本性’论宝黛爱情”为题先后刊于《理论与创作》与《红楼梦学刊》。对陈先生及编辑部老师们的感激之情一直深藏心底。-,21年弹指一挥间。此时此刻,我在故纸堆里找出了拙稿《试论宝黛爱情的哲学心理学内涵》的三种打印本,其中两种均有导师周先慎先生密密麻麻的批语。老师已于今年4月20日驾鹤仙去,老师留下的手泽,成了师恩的见证和珍贵的纪念。回首自己多年来教学、科研的心得,从导师及其他诸多老师那里获得的,有“鱼”更有“渔”。比如,我在《试论宝黛爱情的哲学心理学内涵》“前言”中有这样一句话:“《红楼梦》以其博大精深的思想文化内蕴为读者提供了多维解读之可能”,导师在“多维解读之可能”之下划线,并写下旁批:“‘多维解读’这个观念非常好,但要真正贯彻到自己的文章中,不要轻易排斥其他路径的解读。‘多维’就不应该是‘非此即彼’。”——不轻易排斥他人的解读途径及观点、不应该存非此即彼的偏见,这些都成了我此后学术研究中所遵守的箴规。说到红学缘,有一点值得特别感念。非常幸运的是,我在读博期间有机会聆听了张庆善先生在北大座无虚席的红学讲座,并在报告结束后得以当面请益;又因查找博士论文《〈醒世姻缘传〉研究》的资料而拜识了孙玉明先生。此后,两位先生作为中国红学会及《红楼梦学刊》的主要“当家人”,为我的学习和学术研究活动提供了诸多的帮助和指导,包括邀请我参加许多重要的红学研讨会。自年8月参加在北戴河举行的“新世纪海峡两岸中青年学者《红楼梦》学术研讨会”始,我几乎受邀参加了此后在浙江金华()、江苏扬州()、河南郑州()、山西大同()、湖北黄冈()、山东蓬莱()、北京凤凰岭()、河北廊坊()、广州深圳()等全国各地举办的所有重要的红学研讨会,并于年扬州会议被增选为中国红学会理事、年凤凰岭会议被增选为中国红学会常务理事。因为参加各类红学会议及活动,而得以近距离聆听包括冯其庸、李希凡、梅节、蔡义江、胡文彬、吕启祥、赵冈等海内外诸多当代红学大家、名家的精彩报告,有机会亲炙教诲;还结识了诸多红学界的同道、朋友,得以如切如磋、砥砺进步,闵虹、俞晓红、曹立波、张云等多位学术“闺密”都是因了红学的美好缘分而越走越亲近。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中国红学会这样高度专业化的学术组织,没有《红楼梦学刊》这样高水平的学术平台,很可能不会有我20多年来在红学领域的持续耕耘。同样值得感念的还有北京曹雪芹纪念馆及北京曹学会、《曹雪芹研究》。曾任北京曹雪芹纪念馆馆长的李明新女史在其任内(-)几乎每年都会举办各种类型的红学、曹学活动,在邀请诸多大家、名家的同时,也常常会带上我们一众小字辈参与其中,印象中正是在曹雪芹纪念馆主办的活动中有幸瞻仰过周汝昌先生的风采。年,在胡德平先生的推动、主持之下成立了北京曹学会,并于年开始以集刊的形式出版会刊《曹雪芹研究》。该刊在出版6集之后获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批准、于年春季正式创刊。在北京曹学会与《曹雪芹研究》创建过程中,我很荣幸参与了一些具体的工作。在胡会长及“四老”——主编张书才先生以及常务编委张俊先生、胡文彬先生、段启明先生高瞻远瞩的指导之下,与两位秘书长李明新女史、位灵芝女史一起商讨杂志及学术研讨会等相关工作细节的许多美好情景至今记忆犹新。尤其是-年期间,我受邀忝任《曹雪芹研究》副主编之职,几乎每一期编委会上,都能聆听到“四老”关于曹学红学、关于学术人生的谆谆教导。张俊先生和段启明先生还曾是我博士论文的开题和答辩时的专家委员会委员,于我有“座师”之恩。春风化雨、润物无声。“四老”渊博的学识和一丝不苟的治学态度,让我和詹颂、张平仁、樊志斌、雍薇等几位志同道合的编辑部同仁在审稿及编校过程中既能随时请益解惑,又不敢有丝毫的马虎和懈怠。这样,刊物的质量得到了最大程度的保障,因而迅速受到学界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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